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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治理过热投资重在治理银行？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谁都知道，中国所经历的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都是由投资过热引发的。不管这次的投资过热的导火线是什么以及主要由什么部门的投资需求的扩张引发，实际发生的依然是银行的信贷扩张加快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高的时候达到24%。这就是中国的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实行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所谓“拨改贷）之后，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很快演变成了由银行所主导的体系。在这个融资体系下，一个高负债的资本结构就在中国的企业里形成了。从东亚的经验看，这个变化的结果一定是，一个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能比较容易地支撑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投资需求，但同时实物部门的总量不平衡问题很容易演变成金融系统的风险。所以，今天关注银行行为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就可能非常重要。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两次“大起大落”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却进入了长达10年的轻度的“通货紧缩”时期，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投资缺乏需求，而是由于银行信贷的收缩导致的。在“拨改贷”之前，企业的负债率和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低，政府对投资过热的实施紧缩的政策不太会改变银行的风险状况，所以日后的经济会很快得到启动、复苏和高涨；但“拨改贷”后，企业的负债率平均高达90%，银行的风险组合被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当90年代初的那场投资过热被严厉的“紧缩”政策解压下来之后，大量的贷款收不回来变成了坏帐，银行的坏帐和风险必然一下子大幅度增加了，引发了“隐性的”债务危机，结果导致中国的银行系统的呆坏帐比重在此之后急剧性地上升，即使按官方公开的数据也平均高达25-30%以上，这必然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系统的信贷创造的能力，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始不得不终处于风险控制的谨慎运作模式之中。事实上，10年来，中国的金融当局和商业银行不得不一直采取过度谨慎的方式（所谓“零风险”经营）和“惜贷”来消化银行坏帐，这导致后来的企业投资需求受到抑制，经济的增长不得不转向主要依赖政府的“公共投资”（国债或财政政策）来支撑的局面。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商业银行“惜贷”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今天敢于这么“放贷”了呢？我想，从银行方面来讲，第一，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和“惜贷”之后，银行在消化呆坏帐、充实资本金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有了显著的“长进”，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5%以上下降到了18-19%的水平，银行的信贷创造的能力大大改善；第二，这两年开始的商业银行降低呆帐率的“运动”在实际上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的动机（所谓扩大信贷分母的运动）；第三，银行部门本身的扩张结果。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数量催生较快，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我们现在有11家股份制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政策银行和4万多家信用社等。
由于银行方面的这个微妙变化，使得我们今天对于投资过热的治理的重点不得不放在银行部门，就能完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将治理的重点针对投资“需求方”去考虑宏观的紧缩政策，我们更需要“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严格的监管与风险控制的措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同时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和信贷风险的监管，仅仅靠央行提高利率往往并不能很好地抑制地方的投资需求的增长。这一次，虽然央行先走一步，从4月25日决定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而不是利率，但由于准备金率的提高幅度与银行的资本金状况挂钩，这就已经变成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政策而不完全是货币政策了。在中国，可以不把提高利率的政策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去考虑，重要的是，既要将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又要不至于大幅度增加银行的呆坏帐规模。
因此，我主张并认为“银监会”在本次治理宏观过热中应该而且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银监会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已经特别策略性地将治理的重点放在新增贷款方面，而同时又指令商业银行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加强风险的监管。从现有出台的政策来看，对于已经开工或者正在建设的项目所发放的贷款，银监会的确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在审查和批准贷款申请中的“窗口指导”的作用，银监会应该要求银行加强和加大对已发放信贷的跟踪和风险监管，防止因贷款申请审查不严而可能导致的不良贷款形成的风险。实际上，银监会于4月13日已经发出的“通知”也是旨在对已经发放的贷款进行清理和监督的一种努力。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本来是商业银行的惯例，但在中国，这样的信贷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所以，在投资出现过热的情况下，这样的信贷风险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想，要力争实现经济“软着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就需要避免从经济过热转变成通货紧缩。而现在的投资过热并不必然导致未来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更严重的通货紧缩。其实，通货紧缩的发生不取决于现在投资是否过热了，而是取决于治理过热的政策是否过了头，是否严重伤害了经济的复苏能力。在中国，只要治理的政策不严重改变银行的风险组合和偏好，银行就能够在日后继续为总需求的复速和增长提供支持而不是采取过度谨慎的“惜贷”行为。只要容易重新启动需求，尤其是对生产能力存量的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本来是可以由市场自身（如破产、兼并和重组）来消化的。因此，当前的投资过热会不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治理政策要避免我们上面谈到的不要在短期过于加大银行方面的呆坏帐和风险。尤其是，当前的通货膨胀还非常温和的时候，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和风险管理，我们完全可能用比较温和的办法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不仅如此，从加强对银行的信贷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入手来治理投资过热，还将从长远改善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