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目录·中国金融家首页 2006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日韩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陈洪波

　　三、韩国高储蓄高投资现象评述

　　1.韩国高储蓄高投资的基本态势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从1962年到1992年。1961年5月，韩国开始采用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非均衡发展等战略，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除1980年出现经济负增长之外，30年中整个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5%左右。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高速增长期，这也是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在此期间，韩国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96.8%，下降到1988年的59.7%；储蓄率则处于节节攀升的状态，从1962年的3.2%上升到1988年的40%，而投资率也基本在30%的高位运行，1991年甚至达到了39%。从表3可见韩国高储蓄和高投资同时并存的现象非常明显。由于国内储蓄不足韩国采取了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提高投资率的基本政策。60年代后半期实行了利率改革，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高利率政策提高居民储蓄，改变了银行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大量利用外资，有些年份海外储蓄甚至超过了国内储蓄，从而保证了年均20%以上的总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确保重化工业战略的实施，韩国的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一般都在30%以上，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高达39.4%。同时国内储蓄增多，使得投资来源更多由国内储蓄解决。

　　2.对韩国高储蓄现象的解释和评价

　　Lam　San　Ling和Teh　Kok　Peng对韩国储蓄率的增加持赞成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高储蓄率的国家投资率也高，更高的国民储蓄将使一个国家的投资获得资金，从而导致更高的增长；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储蓄与国内投资无关，但资本全球流动使得这些国家的储蓄者仍将享受全球范围内更高的投资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经常项目平衡都会得到改善。由此可见储蓄增加并非无益。因此，他们建议所有政策的制定者应改变经济中的不利因素以尽力促进储蓄增加：例如，改变因通胀率过高而导致的负真实利率；或者构建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如在农村地区设立更方便可靠的储蓄机构，使储蓄更具流动性。

　　Won-Am　Park认为：“影响韩国储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人口结构、公共储蓄和经济增长。当国内储蓄相对于国内投资短缺的时候，必须使用外国储蓄。一旦缺乏外国储蓄，投资将难以保持较高水平。”在韩国政府开始刺激国民储蓄之前，国外储蓄一直是韩国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民储蓄增长，并成功取代了国外储蓄成为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Kiseko　Hong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收入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是年度波动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曾被认为是储蓄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但在解释短期储蓄率时其实也非常合适。第二，尽管抚养率的长期变化能够部分地解释储蓄率上升的趋势，但全部原因却很难明确。第三，韩国异乎寻常的高增长率和低抚养率导致了高储蓄。

　　未来几年内韩国储蓄率将会下降。韩国人口老龄化也会降低整体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尤其是在2025年之后将急剧降低。2025年韩国储蓄率将会稍低于投资率，而早期外部资产积累将带来足够的资本收益。

　　3.对韩国投资储蓄调控政策的评价

　　在增长方式的选择上，韩国受经济学家哈士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影响，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牺牲部分产业和工业部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业，因此韩国选择“倾斜式”的重点投资，采取“先工后农”，“先出口后内需”和“先轻后重”等一系列经济不平衡增长战略以达到一种交错的平衡增长。

　　韩国的五年计划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韩国国民经济计划中曾对投资率和储蓄率进行过规划，在计划中也专门提到了各自的调控比率；

　　Kuwang　Suk　Sim和Mieheal　Romer曾对韩国经济增长做出总结：“由于充分使用了较低的储蓄，韩国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他对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储蓄率的思路非常赞同：“在1977年韩国实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希望GNP年均增长9%，外贸增长16%，进口增长12%。国内储蓄按计划从GNP的21%上升到26%，这样国内储蓄完全能够满足投资需求。而这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难以达到的。储蓄越接近增长目标才有可能使GNP的增长目标更加合理化。

　　Won-Am　Park承认韩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资本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资本快速积累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没有高储蓄就不可能达到资本快速积累。当储蓄远远低于投资，又没有国外投资时，投资目标和增长目标都无从达到。他认为韩国中央政府为投资设定目标，从而在保持高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年间韩国储蓄和投资率均增长了3倍，这是通过执行一系列的五年经济计划而获得的。五年计划中包括一些宏观经济目标，如增长和投资目标，也包括为投资而融资的计划。这些增长和投资的目标预示着对激进的投资政策的采用；并且，政策制定者将采用汇率、税收、信贷配给的措施来为公司投资提供激励。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发展进口替代的基础产业，并扩大社会一般性的资本积累。出口导向的产业开始于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第三个五年计划通过促进重化工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在前三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通过坚持高投资战略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

　　尽管政府主导关键投资项目具有很多优势，但是在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对重化工业的大促进(bigpush)的效果颇为引人争议。大促进虽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但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由于政府不能选择恰当的产业，也不能确定恰当的投资量，出口在促进投资效率方面或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仍然存在局限。第五个五年计划中政策就从政府干预转为依靠市场机制，包括推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

韩国的五年计划

　　Won-Am　Park将韩国经验总结为：“持续和纯熟的政策体系对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高增长非常重要。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韩国实现了预定的增长与投资目标。韩国政府在计划中明确了投资和增长目标，并兼顾以国内或国外储蓄进行融资。

　　4.韩国刺激消费政策的评价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实行了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各银行吸取了以前企业贷款易产生坏账的教训，转而把放贷业务放在消费者的身上，大量发展信用服务。信用卡大大刺激了消费，但在短期经济增长后，却产生了新的家庭债务问题。低利率和消费信贷政策使得韩国国民少存钱多借钱，韩国家庭经济结构从储蓄型转变为贷款型。从1990年到2001年，韩国储蓄率从37.5%降到27%，，这也是自1986年以来比值最低的一年。2002年末，韩国信用卡公司坏账率达到12%，到2003年，韩国使用信用卡消费的金额比上年减少了30%。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低利率低储蓄高消费的政策并未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为家庭债务爆发性增长、大量家庭资不抵债乃至破产埋下了隐患。

　　尽管日韩各界对破解高投资高储蓄之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日前几乎没有对此做出精确解释的文献。大部分文献都对高储蓄高投资持积极的评价，持负面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在日韩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两国在理论上倾向于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而高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时代。在政策上两国也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为高投资融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的相对滞后带来的需求不足则往往通过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进行弥补。

　　四、日韩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即使到工业化中期，投资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较高水平。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投资率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根据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工业化标准判断，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1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5%，城市化率达到72.1%，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韩国1991年城市化率达到了74.4%，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7.1%，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也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投资率1973年后逐渐下降，2000年下降到26%；韩国1996年后投资率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了26%。

　　中国较长的工业化进程将使中国的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结合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工业化标准观察中国的各项指标；按当期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GDPl090美元，进入工业化的成熟期；三次产业GDP结构为15.-53：32，处在工业化成熟期；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49：22：29，处在工业化初期；缄镇化率为41.8%，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综合以上4项指标体系，可以总体判断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中期，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投资率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

　　中国近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将使投资率短期内下降的可能性很小。按照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在人均产出的不同阶段，发展的重点产业是有所区别的。为了更清楚地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将1980年的美元按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折合为美元现价，经折算后中国2003年人均产值1268美元(按1：8.28汇率价计算)。根据产业结构阶段和发展重心演变的规律，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程度，主要的工业发展方向应该是基础工业、重加工业、建筑业等，所以未来经济增长将由这些重化工产业主导，而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要求更高的投资率予以支撑。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公共服务的同质化必将促进重化工业的巨大发展。

　　消费结构的变化将以重化工为基本支撑。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发生变化，以住房、轿车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品成为新的热点。根据测算，中国城镇人口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实际可能达到的人均水平为24.4平方米，而目前仅仅只有18.4平方米，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空间；随着中国自主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关税水平的下降，轿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家庭；而传统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消费周期的更替，升级换代的频率和速度也日益旭挟，所有这些消费产品都对重化工产品和原料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特别是中国正在形成的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廉价劳动力和日益成熟的研发能力为支撑的全球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前景，将有着对重化工业产品和材料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

　　公共服务的同质化目标将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本届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施政纲领，通过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地区差别等措施，希望为国民提供同质化、无差异的公共服务产品，这些目标将进一步促进重化工业发展。首先，为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城市化战略将会拉动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城市化必然导致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市政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其次，为了缩小地区差异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也将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再次，促进全国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统筹协调的目标也将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如跨地区、跨流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等工程的开工和建设也将对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重化工产品和原料形成长期的巨大需求。

　　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同质化目标将促使工业化进程加快，特别是重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对高强度的投资产生内在需求，所以投资率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高位；为了给高投资融资，国内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也会保持较长时间，所以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将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种经济常态。对此我们应该借鉴日韩的相关经验，对高投资高储蓄予以更客观的评价，那种不顾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试图对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进行人为调控的思路是需要商榷的。(《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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