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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陈洪波
近年来，关于中国现阶段经济生活中“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的判断非常流行，而且对宏观政策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最主要依据是相关比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结果。毋庸置疑，中国的投资率的确比其它国家要高，但我们认为不但应该关心这些现象，也应该关心国际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和评价。事实上，国际学术界鲜有直接通过简单国际比较对某一经济体的消费率、投资串高低得出价值判断；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的关系，其结论也充分肯定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以日韩两国为对象，以二者工业化进程为重点分析阶段，综合论述日韩学者对本国该时期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的分析以及日韩政府针对该现象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日韩工业化期间，两国在理论上倾向于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而高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时代。在政策上两国也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为高投资融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相对滞后带来的需求不足则往往通过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进行弥补。日韩的研究经验对中国当前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现象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东亚地区高储蓄高投资现象
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很多共同之处。总体而言，他们都倾向于采用政府主导、鼓励投资和利用外国储蓄的政策。
目前研究者对东亚地区的高储蓄一高投资大多持赞赏的态度。Kiseko
Hong认为高储蓄反映了消费者出于对将来消费的偏好降低了对当期的消费，因此高储蓄的经济体自然有着更高的增长率。在跨时期和跨地区研究中，Akria
Kohsaka也认为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间有强的正相关关系：储蓄率越高，GDP真实增长率越高；并且，各国国内储蓄总体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储蓄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90年代的东亚货币危机也跟储蓄问题紧密相关，危机的产生是过分依赖国外储蓄的结果(而不是投资过高的问题)。事实上，国外储蓄仅能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而只有国内储蓄才能为大部分投资融通资金，并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亚洲经济增长机制可总结为出口般资引导的“追赶”型增长，而保持高而稳定的储蓄率以支撑高投资使其与拉美国家具有明显的差别。拉丁美洲在90年代经济表现不佳，是由于国内储蓄偏低而过分推行吸纳国外储蓄战略的结果。伴随着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这种战略使拉美国家深受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导致了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日益增加的外债和金融危机。这个结论间接地反映了国内低储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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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高储蓄的解释，世界银行的报告曾指出：“与东亚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储蓄率低的原因在于其低下的人均收入、极高的抚养率和大量的外国援助。”这句话是否也可理解为：高人均收入，低抚养率和较少的外国援助是东亚国家储蓄率高的原因?刘遵义教授认为：东亚地区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缺乏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获取消费信贷、高房价；低通货膨胀率下正的储蓄回报率、稳定的金融体系、隐性的存款保险和低消费的社会风俗习惯；而高投资率得到高储蓄率的支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也是技术进步的要求。
Makoto
Sakura总结道，东亚国家尽管人口和自然资源差异较大，但这些国家高的增长率都是由高的投资率和劳动要素投入支撑的；其中，生产率提高因素的贡献要低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Young和Krugman认为：东亚经济不是“奇迹”而是“神话”，因为高增长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Arthur
J. Alexander总结道：“也许惟一的奇迹是这些国家能够调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这就是东亚与其它国家的不同之处。”
二、日本高储蓄高投资现象研究
1.日本高储蓄高投资的基本态势
Richard C. Koo认为，居民较高的储蓄率和公司较高的投资率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私人部门提供的储蓄使得日本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使日本经济总量和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种投资和储蓄的组合使得日本经济能够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发展起来。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是在1952-1973年，这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9%的年均GDP增速使其率先从欠发达国家变为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内，其最终消费率达到了66%，平均储蓄率为34%，而资本形成率为33.48%。从年度数据看，资本形成率经历了一个从低(1952年的26%)到高(1961年的41%)的迅速增长过程，然后又逐年下降，在1967年回落到33%以上，储蓄率变化趋势和资本形成率相似，基本是在30%以上的高位变动，而在30%以下低位变化的年份并不多。投资率连续二十多年保持在3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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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经济更依赖于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高增长在于依靠投资与出口，但Robert A.
Madsen认为，日本出口与名义GDP的比率较低，所以不能说日本的经济增长在于依靠出口。而且日本除了在特殊的场合以外，并没把引进外资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这是日本与东亚其它地区的不同之处。同时，进口替代发展型国家从来没有达到30%或更高的投资率，或者没有经历过资本如此快速的增长。所以，他认为日本经济更依赖于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Arthur
Alexander也持类似的观点：投资一直是日本人均收入增长的基本源泉，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快的情况下(落后于美国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人均收入增长更依赖于储蓄和投资的增加。私人部门对设备的强劲投资以高个人储蓄率为基础，既带动了经济增长，也促使产业结构显著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日本仍以轻工业和农业为主，但后来重工业，如钢铁、造船、汽车、电子设备等成了产业结构中的主要部门。1993年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日本在1960—1985年间的增长同样可基本归功于该时期对设备、厂房和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的投资(贡献率达到38%)，以及对中学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战后日本的高投资使其资本存量远高于其它工业化国家。Arthur
Alexander总结道：“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一部分，经济欠发达环境中的高投资导致高回报和生产率的提升，这样反过来刺激了需求，又导致了更多的投资。”
3.日本高储蓄现象的原因及走向
Arthur
Alexander的研究发现：日本在利率下降后，储蓄率更高，而这与高利率导致高储蓄的理论相悖。日本储蓄有着特殊的目的，如结婚、上大学、买房子和保障退休生活，而用于赢利目的的储蓄较少。同时，不健康的日本金融体系损害了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的信誉，所以个人觉得必须通过增加储蓄来为未来作更多打算。Kazoo
Ogawa和Kazutomo
Abe认为，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前提下和流动性条件的约束下，消费和储蓄是由终生资源和可支配收入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规模也影响家庭部门消费和储蓄。Horioka(1983)对日本私人储蓄率的研究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是日本私人储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抚养率很低的特殊人口结构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未来尽管非成年人口比率将继续下降，但老龄化的加剧将会使得私人储蓄率下降。Horioka和Watanabe(1997)对日本储蓄动机的经验调查发现，退休和谨慎动机是导致净储蓄增加的最主要的因素。Ohtake和Horioka发现退休和购房动机也很重要，特别是有限的按揭市场和较高的首付比率，使得购买者不得不更少地消费，更多地储蓄。
当然也有人认为日本储蓄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在Horioka的论文中，日本的储蓄率在OECD国家中尽管接近最高，但并不是最高(排在第一的是意大利)。日本家庭储蓄率在1975—1984年为19.3%，私人储蓄率是21.4%。或者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日本的投资率或储蓄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Hayashi发现，如果日本国民账户按美国国民收入和产出概念进行调整的话，两国储蓄率之间的差距将显著缩小。
关于日本储蓄率的走向，Koichi Haji和Yasuhide Yaiima认为经济复苏，利率和股利的增加将使家庭资产增多。与此同时，失业率下降、原来过低的利率上升也将增加储蓄。所以从中期看，经济复苏，通货紧缩结束，储蓄率上升和家庭财务盈余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从长期看，老龄化加速后，日本经济将不能再依靠家庭部门创造的丰富的财务盈余。Robert
Dekle认为日本人口的老龄化将使日本的整体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假设储蓄下降更快，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将逐渐降低为赤字。也有观点认为：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将逐步下降，但家庭净储蓄率会缓慢上升。除非家庭部门的储蓄被公司和公共部门吸纳。
4.对日本低消费现象的解释和评价
Richard C.Koo认为过量的储蓄意味着总需求不足，将会进一步抑制物价、消费和投资，甚至使经济进入长期的萧条。“在经济潜在全球性衰退的时候，讨论国内储蓄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日本财政部在1998年提出的警句是：“不要储蓄，而要花掉税收减免(省下来的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出现全球经济衰退。假定全球经济增长强劲，而仅仅是个别国家经济出现低迷，该国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来改善经济状况，那么单方面要求刺激国内消费、降低储蓄是否也不合时宜呢?
Arthur J.Alexander也注意到持久的低消费问题。他倾向于凯恩斯的观点，赞同低消费会造成萧条，但他同时认为持续上涨的
(海外)投资收益是日本持久低消费的主要原因。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浮动汇率的实行，较高的国内储蓄可以流出国外，海外资产利润、利息和红利的回流将使汇率升高，从而减少出口以平衡贸易盈余，国内需求不足则依靠其它国家的需求来弥补。他特别强调了国际资本的流动，认为如果资本外流的出口被堵塞，经济将会因总消费过低而陷入持久衰退。比较而言，他似乎更担心投资不足：“大于国内投资计划的储蓄将使总需求减少到低于生产能力的水平。”他解决低消费问题的方案是要求更高的资本国内回报。高回报将使公司减少储蓄，减少海外投资，提高国内投资，从而刺激国内需求。(《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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