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巴曙松：中国金融改革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家网

金融改革目录·中国金融家首页　2008年03月10日星期一

专访巴曙松：中国金融改革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近日接受记者专访，就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未来前景、美国次按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问：今年“两会”后，新一届政府将领导中国将展开新的五年蓝图。您认为未来的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挑战？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将会出现怎样的发展，需要面对哪些问题？

　　巴曙松：今年的“两会”，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应该会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成就、逻辑和经验，也会基于此分析中国未来新的发展机遇、面临的挑战，引发如何更好前行的讨论。　

　　就中国金融业来讲，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短短的几年内取得重大的改革成效，有其值得总结的内在经验与逻辑，我的理解，这种“逻辑”是既把握国际视野，又坚持中国智慧、立足于中国国情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五年前中国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在当时启动改革的时候，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几乎大多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业已经技术上破产，虽然在改革初期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在改革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艰苦努力下，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已经大为提高，也成为外资金融机构争相投资和看好的对象，成为资本市场上影响力十分大的蓝筹。

　　可以预见，下一个五年，中国现代金融格局可以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进展而继续深化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在这“五化”的背景之下，金融业首先要对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果进行巩固调整，包括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等。金融改革更为注重向金融资源配置的均衡化方向发展。实现城市和农村、投资与消费、制造业与服务业等都更为均衡地获得金融资源，包括健全农村金融组织，推进农村金融创新，以建成适用“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解决融资结构性矛盾也是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为均衡。统筹国际国内情况稳步推进金融业自主对外开放。十七大提出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重视开放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要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等方针，制定总体规划，优化结构。

　　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将面对众多挑战。例如，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趋势下，中国金融、保险、证券市场如何加强竞争力，在WTO的开放竞争框架下，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从具体市场运行来说，一个值得关注的挑战可能来自于金融创新的审批程序。金融创新的风险和责任需要重新评估，如果把所有的金融创新决策都推给领导人拍板，可能会使得整个创新的进程延缓，实际上，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推出新产品的责任不应该在决策者，而应该是市场的竞争推动的行为，监管者关键是加强风险监管而不是审批，应在市场培养责任自负的观念。

　　问：目前关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讨论很热烈。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欧美爆发金融危机之时，正是中国资本输出的好时机。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

　　巴曙松：推动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的企业开始熟练运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重要起步。因此，走出去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时机、以怎样的结构、采用怎样的战略。在具体的战略上，我们需要研究和借鉴其他在这方面取得成果的国家的经验。例如，韩国于20世纪70年代专门制定了《扩大海外投资方案》等法律条例，对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比例进行指导。我国在立法中，可借鉴与我国发展历程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熟的法律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符合我国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同时，从金融的视角来看，需要加大对企业跨国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虽然我国已经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手段，例如设立各种合作项目基金、援外优惠贷款等，但还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因此，需要尽快将这些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包括放松和鼓励商业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或考虑在境内发展离岸金融市场，逐步放松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过于严格的金融控制和外汇管制等。

　　在“走出去”的初期，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需要以宽容的心态来看待金融企业“走出去”，不能以个案的成败来论英雄。例如，中投公司投资黑石在事后看出现进较大的亏损，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之下，在当时的估值条件下，可能有其决策的依据，例如当时入股的PE大概就是10多倍，与中国股市平均40倍以上的PE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但随着市场变化价格下跌，这就是个案的问题，不能以个案来评判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成功与否，当然，不断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平和能力，积极拓展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多种投资渠道，始终是我们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新课题。

　　问：您很早就曾表示“美国次按危机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已经到来？会怎样发展？股票下跌人们希望“救市”，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政策”在其中是否仍占有重要位置？

　　巴曙松：在规范的市场条件下，监管者的唯一任务应当是保持市场交易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运行，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上，监管者还负担着发展市场的任务，许多与市场供求直接相关的决策，往往还需要监管部门来决定，既然监管者能够直接影响到市场的供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存在。但是这也是全球金融市场都面临的一个状况，只不过程度有差异而已，美国次按风波之后，美国股市乃至全球股市都往往跟随政策的变动而大幅波动。

　　但是，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我不认为监管部门会把救市或者不救市作为自身的政策目标之一。例如，在暂停一段时间之后，监管部门已经审批发行新的股票型基金，有人就认为这是救市。不过，这一举措主要是从市场的市盈率趋于合理后，允许基金发行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并不能片面解读为是“救市”的行为。综观全球可以看到，一个股市的市盈率在60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放行新基金去助长资产泡沫，而在趋于合理后，重新开闸是正常的，这一举措并不能理解为“救市”。

　　我认为次按危机的影响最为剧烈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但从上市公司的年报看来，春节前在业绩增长达到40%的情况之下，股市大跌了11%，按理说股价在业绩支撑下会平稳回落，但股市下跌幅度却远远超出了业绩的平稳回落的幅度，因此可以看出中国股市的大幅下跌是次按造成的恐慌所致，全球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显著调整，自然会波及到中国市场。

　　问：人们担忧在全球经济普遍放缓的时候，中国若继续施行从紧政策，将导致经济“硬着陆”，希望“两会”对“从紧”有所“松动”，您对此怎样评价？另外，有人说中国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目前已到了临界点，只有以人民币加速升值来缓解流动性，是这样吗？

　　巴曙松：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节奏和力度上，从紧政策应该是有弹性的，货币政策也是一种短期政策，会灵活根据市场环境灵活调整，例如雪灾可能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信贷放松，正说明了中国宏观调控的手段富有灵活度。但从紧的基调是不会变的。

　　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已明确下一步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目前货币政策操作基本上依赖货币政策的对冲操作，包括准备金率的提高、央行票据的发行、外汇市场的对冲操作乃至对于信贷增长的窗口指导。从政策基调看，货币的大幅度对冲以及信贷的控制，并不可能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政策操作的重点应当是迅速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从而放弃对于大规模、持续性的对冲的依赖。

　　在当前通货膨胀已经日益显现强大压力的时期，应当坚决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对于大规模持续对冲的依赖，因为这种货币对冲的政策依赖，其政策成本日益增大，已经成为推动通胀、乃至推动经济过热的重要政策导火索之一。不降低这种政策依赖，防范通胀和防范经济过热可能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

　　摆脱对于货币对冲的政策依赖，需要从几个方面来推进经济的结构改革：(1)降低国民储蓄率。对应于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应当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举措，政府储蓄的降低首先需要转换财政政策从直接投资为重要目标的财政转型为公共财政，并且在财政收入大幅上升的时期积极减税；企业储蓄的降低需要有待于建立完善的分红制度。(2)降低对于外部需求的过分依赖，促进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经验表明，汇率升值也可能并不会显著影响到这个进程的推进，因此，加大对于相关领域产品的进口、适度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消费需求的提高都是值得强调的政策举措。(3)客观看待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现有的资金流动的监控体系，港股直通车完全可以实现完全封闭的从内地资金换汇并且汇出、海外投资市值波动等的严格监控，外汇监管机构可以随时从金融机构监测流出资金的规模、方向、海外投资的市值波动等等，也可以自主控制流出资金的规模和门槛，因此所谓形成资本管制巨大缺口的担忧并不存在。从宏观平衡角度，这种适度的资本管制放松，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减缓内部平衡的压力。(4)放松对于一些行业的准入管制，打破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服务业等的发展，鼓励居民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此基础上，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同时也给予人民币更为灵活的升值空间。

　　问：目前内、港两地经济联动日益增强(例如两地股市相互关注度大大提高)，您怎样看待两地经济联动的趋势？您在香港担任中联办经济部副主任，对两地经济关系有什么新的发现和预期？

　　巴曙松：实际上，每一次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结构升级，都与祖国内地经济的发展推动是分不开的。香港是地处中国的世界性金融中心，这个地位得天独厚。以前香港较多的充当国际资本输入中国的渠道，事实也证明，许多跨国公司在香港有经营经验、熟悉了中国化的文化环境之后再进入内地，往往发展得相对较好。随着中国的日益国际化，今后的新动向，就是香港不仅作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居民等走出去的平台。中国的企业、资金如果首先能够将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得到锻炼，并从这里走出国门，可以减少直接去境外投资的语言、政策、法律支持的障碍，更好地熟悉国际市场的规则。

　　可以预见，两地股市联动趋势在未来是一定会加强的。一是由于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和未来个人投资者出海计划在适当条件下的实施，内地资金将更多流入香港市场；二是目前香港股市50%以上的市值都是中资大型企业；三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A+H模式进行股票发行，直接强化了两市价格的联动机制。另外，越来越多的内地金融机构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进行业务合作，也在客观上加强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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