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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金融体制“变形记”
新加坡金融体制改革得以有成，端赖乎政治决心、人力资本投入、专业操作和市场力量的成功结合
2005年11月，就在香港推出本地第一只REITS（领汇房地产信托基金）前夕，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关于这一产品的权证交易已经开盘。这一幕，曾经深深震动了香港证券监管当局。
尽管香港和新加坡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双城记”还会继续上演，但新加坡在衍生品市场、风险管理业务的发展上先行一步，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麦肯锡公司亚太区董事长、资深董事鲍达民（Dominic
Barton）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加坡在金融市场中素以监管严格著称，这帮助他们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影响了市场对商业机会的追逐，人们甚至认为，新加坡对商业机构不无敌意（anti-business）”。在1998年前后启动的金融体制改革中，麦肯锡曾担任新加坡政府的咨询顾问之一。
新加坡金融监管官员的这一形象，在很多观察家的心目中曾经根深蒂固。在纽约和新加坡曾盛传一则典故，称美林公司的前CEO David Komansky与一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层会面时，后者反复问他：“你们这层楼为什么没有足够的灭火器？你们没有达到要求，这不符合监管规定。”
这一范式的转变始自1997年底。当时，在金融危机的漩涡中，在时任新加坡政府副总理李显龙部署下，新加坡成立了金融部门检讨小组（即FSRG，Financial
Sector Review
Group），为构建金融中心进行了深入反思和严格部署。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从一个强调管制和审慎原则的市场，演变成以信息披露为本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区域金融中心。
新加坡交易所总裁汪瑞典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新加坡拥有除了中国、韩国的亚洲主要股票市场的股指期货，亦拥有亚洲最大的REITS市场。新加坡在金融衍生品领域的扩展表明，它正在逐渐成为亚洲的风险管理中心。
重新定位
“新加坡政府在寻找定位和推广执行的规范性和创新性方面，都值得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借鉴。”鲍达民对《财经》说。
1997年新加坡金融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改变新加坡监管部门偏于保守的哲学。
当年11月4日，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外界称香港的金融法规是“法无禁止即为允许”，在新加坡则是“法无许可则为禁止”。
“这是一种夸张，但是体现了两地监管风格的不同。”李解释称，这是由于两地的历史背景不同所致，新加坡没有香港深厚的英国信誉做依托。“香港可以容许更多的失败和擦边球行为。但如果新加坡放松了监管同时引发丑闻，银行家们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建设金融中心的努力就会失败。”
在他看来，新加坡监管当局力求不仅金融系统——而且金融机构都不能失败。在这种基本思路下，有时甚至会把政府的判断加给投资者，指导他们不去做冒险的事。
时至1997年，包括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内，均认为新加坡的金融系统经受了1987年和1997年两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其监管质量已无庸置疑，下一步的任务是重新调整监管与发展的关系，以适应急速变化的全球金融开放形势。
在新加坡当局看来，监管的任务不应是通过设计严密的规则来防止坏机构出现，而是在设定基本规则后，严格监督其执行情况，提高信息披露度，确保商业机构的风险控制满足审慎要求。换句话说，监管当局更重要的事情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不是单个机构、产品或项目的风险，要允许机构在审慎范围内自行进行风险评估。这是因为商业机构会在获取商业机会和承担风险方面进行平衡，承担多大程度的市场风险是商业判断，而不是对与错的问题。
在这一指导原则下，新加坡在1998年到2000年间进行了大规模金融体制改革。首先，成立了由李显龙负责的FSRG，并下设七个委员会，分别负责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管理、国债及风险管理、企业融资、保险和再保险、全球电子银行等领域的整改建议。这些领域全部由政府与市场专业人士合作规划，充分吸收意见后，再由政府成立九个工作组，针对金融领域的各个部类提出具体设计；然后，由金融管理局和市场专业人士合作的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执行。
这一转型影响至为深远。金管局一位高管称，现在，新加坡的监管更多地体现为“披露为本”（disclosure
based），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创新。比如公司满足了上市条件和充分披露后即可发行股票，对于股票自身的市场风险，则交由投资者而非监管部门判断。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在监管水准方面有所降低。我们本身的水准如果降低，投资者就会失去信心，这就是得不偿失的。”现任新加坡金管局局长王瑞杰称，“我们是希望市场运行得更好，才选择了从强调政府监管到强调市场驱动的转变。”
从基金管理起步
“在监管哲学转型确定后，新加坡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在世界金融中心中应当如何定位、又如何起步？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新加坡应当优先发展的是基金管理业务，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既管理全球公司在亚洲的资产，又管理亚洲公司在全球的资产。”鲍达民说。
新加坡当局对发展各个市场的可行性进行了逐一研究，发现无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商品市场还是衍生品市场，均需要建立一个有深度的投资者群体。因此，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是撬动诸多市场的支点。“无论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首要的都是吸引买方入场，剩下的人自然会蜂拥而至。”鲍达民说。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对银行、证券交易所的改革进行了论证。任命JP摩根公司的前高级管理人员约翰奥尔兹（John
Olds）为新加坡发展银行的CEO，并将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合二为一。
新加坡在吸引基金管理公司入场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新加坡为吸引海外基金的兴趣，将公共部门的资金交由私人机构进行管理。1998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金融管理局宣布，将350亿新元（约合210亿美元）交由市场管理。这笔资金作为种子资金，催生了境外基金管理公司对新加坡的极大兴趣。
很快，包括ABN-Amro与Capital
International在内的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将其全球调度中心搬到了新加坡，继而摩根士丹利资产管理部门和邓普顿、施罗德基金也扩大了在新加坡的业务。
配套进行的还有社保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1998年5月，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Central rovident Fund Investment
Scheme，即CPFIS）公布，允许参与社保的公众将其普通账户及特别账户的积蓄加以投资，风险由个人承担。政府鼓励CPF成员将老年储蓄投资于包括固定存款、保险单、年金、单位信托、债券等产品，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并分散风险。
此外，新加坡还对基金业实行了税收激励计划，这被称为AFM计划（Approved Fund
Managers，即认可的基金管理公司），给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10％的特许税率。
在供给一端，新加坡政府在培育债券市场、提供投资产品方面，“第一个工作是新加坡元的国际化，即允许外资机构发行新元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有相似之处。因为担心会引来索罗斯式的对冲基金，此举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鲍达民说。
1998年8月，新加坡出台了“新加坡元国际化指引”，首先是国际金融公司（IFC），紧接着包括通用电气、花旗集团和Fannie
Mae等在内的许多跨国公司，都发行了大量新元债。
另一个重大举措，来自政府长期债券的发行。当时新加坡政府预算盈余很高，并无举债需求。但是，为了给债券市场提供完整的收益率曲线，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新加坡政府率先推出了十年期国债，并宣布了今后发债的日程表。紧接着，政府关联公司诸如凯德置地等公司也被要求发债，用以提升其资本结构，并推动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建设金融中心，首要的是投资者基础的深度和广度，然后是商业机会的创造——但并不仅止于这两点，还需要包括数据网、通讯系统和人才市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法律和税收、会计、评级以及媒体制度的重构。
新加坡在向国际律师事务所开放方面也颇费周折，但律师在创新产品设计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更为广义的构建金融中心，还涉及文化问题。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地方，往往令西方人谈之色变；事实上，这也是新加坡政府目前着力调整的一个方向。
“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新加坡可以说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在债券市场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在股票市场则比较难，这是因为新加坡缺乏足够多的上市公司。至于在银行业务方面，他们可以做得更激进，新加坡应当有一个亚洲一流的银行。”一位资深人士如是评价新加坡近年来的金融转型。
2005年11月，新加坡资政吴作栋在金融管理局的年会上称，截至2004年底，新加坡资产管理业务总额达到5700多亿新元（其中70％来自境外，资金来源以亚太地区为主，但中东和南亚也在增长之中）。
与任何改革一样，新加坡金融改革有赖于政治决心、前瞻设计与专业操作的结合。这项改革由李显龙推动、金融管理局倾力执行，李显龙本人参与每一步设计与执行，并与主要参与者进行沟通；其次，新加坡政府斥资上亿美元，招募了包括麦肯锡等全球顶级机构参与，并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对重组规划进行国际推广；再次，新加坡在改革之初即宣布了其日程表，确定了改革框架，给市场以明确信心，在此后18个月内每一步的成果都进行了公开披露。
由于市场对其转型有明确预期，即可从容部署应对策略，最后，如前所述，市场机构参与了改革设计并扮演重要角色。两者的良性互动既大大改变了新加坡的传统形象，亦培养了政府监管人员强烈的市场嗅觉。
“高层关注、人力资本的巨大投入、规范透明的操作程序和市场专业力量广泛引入，是新加坡金融体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鲍达民说。(《财经》杂志/总1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