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目录·中国金融家首页 2006年12月10日 星期日

1984-1997我国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概况分析[1]

周卫辉

（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金融专业05级 050061）

 Abstract : With gradual changes in inflation has emerged between 1984 to 1997,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China's economy seriously affected by it. Monetary policy as the main macro-control means then followed a drastic change. The article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ttempting to explain h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adjustment for inflation, and judg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society .

Keywords :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Credit; Money supply

摘要：随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在1984—1997年间通货膨胀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货币政策作为当时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也随之剧烈变动。本文历史地回顾当代中国的货币政策，试图说明货币政策的实行是如何调节通货膨胀的，并从当今社会的角度来判断当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

在中国渐进式性的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是要建立一个主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治理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经济改革是否可以继续下去。在我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不断出现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总体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势态，其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关于通货膨胀目前我国学者的主要定义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量的货币现在的购买量小于过去；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或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涨，物价的上升部分超过了物价的下降部分，或物价只有上升部分而没有下降部分。其中，对于我国在1984~1997阶段的通货膨胀，笔者认为定义中的前两种较适用。当时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主要集中于货币数量这一基本指标，对通货膨胀治理有着重大作用。本文历史地回顾当代中国的货币政策，试图说明货币政策的实行是如何调节通货膨胀的，对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进行研究分析：

一、1984~1986年的货币政策分析

1.1984~1986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反通货膨胀。

在当时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经过连续两年多的扩张，1984年第四季度，我国的经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势头。为了满足高速经济的发展，弥补财政的较大赤字，中央的货币开始超量发行，1984年末流通中的现金达到792.1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9.5%，使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致使1984年10月中旬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了第一次“抢购风潮”。1984年第四季度的零售总额为944亿元，比1983年同期上涨28.8%。为了防止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央行开始实施以平衡信贷、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这次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志，由行政命令转变为宏观调控，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程度不高，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完善，因而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2. 1984~1986年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

我们可以通过这几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1984~1986年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

表1  注：M₀，M₁， M₂所对应数据均为本年度对上年度货币增长率

这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信贷失控和货币投放过度造成的。此阶段为经济扩张阶段，可以看到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增长率明显的要高于其它年份，如1984年的货币发行量为262.3亿元，比上年增长49.5%。针对1984年的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于1985年开始收缩货币供给，M₀削减为195.7亿元，货币供应增长率降至24.7%，1986年又降至23.3%。事实上，1984年的货币过度投放主要是由当年全国信贷计划会议提出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决议后，引发各商业银行纷纷抢贷的结果。但除抢贷外，各种政府的行政命令贷款也是当时计划外贷款形式之一，计划信贷的突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同时，价格改革对货币量的投放过度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价格改革是一个英明的举措，但却形成了当时的“双轨”价格体制的局面。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作为两种不同的价格是由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形成的：行政权利和市场机制。双价格体制下，政府要给企业一定的货币量，对企业进行货币补贴，但补贴的多少政府官员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企业的工作重点不是加强市场竞争能力，而是加强和政府的联系。对企业补贴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则必然要增加。我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双轨制弊大于利。当时的双轨制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3. 1984~1986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

1985年：政府动用国家外汇储备缩小购买力缺口，回笼货币；严格限制信贷规模，调整银行贷款利率，压缩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限期收回1984年第四季度超额发放的贷款。1986年开始实施“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取消了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指标，允许各专业银行根据实际需求和可能决定贷款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安排资金的基础上，在发放50亿元贷款给各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其下属各地分行，动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1987~1991年的货币政策分析

1.1987~1991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反通货膨胀。

针对1986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央行着手制定相关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此轮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不成功的。1987~1988年又是一个经济扩张的阶段，物价指数在前一期经济扩张的拉动下，持续走高，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历史高点。以1985年的物价指数为基点，1986年的物价指数上涨6.0%，1987年的物价指数上涨13.7%，1988年的物价指数上涨34.8%。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要求和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从1986年开始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特别是1988年实行财政的“包干”体制以后，社会的需求进一步猛增。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到1988年第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由于货币的超量发行，市场货币的流通量剧增，引发了物价的猛烈上涨，货币贬值。同年5月政府宣布物价补贴由暗补转为明补[2]，6月份政府一再表示要下决心克服价格改革的障碍，7月份政府尝试着开放了名牌烟酒的价格。这一系列措施加剧了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预期，引发了1988年8月中旬的抢购风潮和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1988年第四季度末的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上涨20.3%，8月份银行存款减少了26亿元，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5%。为了整顿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其措施之严厉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2. 1987~1991年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利率调整。

与1984~1986年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稍有不同，在1988年第四季度，银行系统推出将存款收益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指数计划即“定期存款保值措施”，迅速阻止银行的挤兑情况，1988年第四季度三年期的存款利率为9.71，1989年一季度调整为13.14。我们还是通过表2的数据来进行具体分析：

1987~1991年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

1988年发放的贷款总额上升了28.6%，M₀发行量为679.5亿元，比上年增长46.7%，1988年的货币投放主要是上年年终各商业银行突击放贷的结果。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从1988年第四季度起推行了以紧缩为重点的“治理整顿”措施，1989年贷款总额下降了3.5%，货币供应量比上年减少了470亿元，货币供应增长率降至9.8%。虽然此次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但是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却直接导致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的低迷状态。

   3. 1987~1991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

具体货币政策为：1987~1988年8月的经济扩张阶段，实施的是“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政策；1988年9月~1990年的经济收缩阶段，实施的是先紧缩后放松的货币政策；1991年，经济恢复到了低通胀下的快速增长路径，货币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87~1988年：政府改进中央银行信贷管理体制，采取信贷规模控制办法，要求各专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自求资金平衡；强化中央银行对贷款的季节控制，将贷款控制权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7年8月，当意识到货币不稳定而使通货膨胀开始攀升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贷款总量和货币发行的带有紧缩特征的控制目标；1988年起进一步确立“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政策，在限制货币信贷规模的前提下，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正确引导资金流通。1988年9月开始紧缩银根：加强货币信贷的计划管理，建立起全社会信贷监控制度；对信贷实行“限额管理，以存定贷”的办法，根据存款比例来确定信贷规模；对贷款限额实行“全年亮底、按季控制、适度调节”的办法，保证贷款用于生产性建设；加强信贷结构调节，保证重点生产，对一般性贷款进行压缩；抬高贷款利率，减轻通货膨胀压力。1989年9月起：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和银行的信贷规模；下调利率，对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实行优惠利率的政策倾斜；放宽贷款规模限制，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至1991年底，亏损的国有企业所积累的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务达2000亿，政府对国有部门投放了350亿元人民币直接对国有大中企业发放“启动贷款”和“安定团结贷款”，保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正常运营。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货币政策的调节具有剧烈性，不持续性，对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三、1992~1997年的货币政策分析

1.1992~1997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1990~1992年三年的低通货膨胀期，中国的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活跃。到199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金融业陷入无序状态。国内金融市场，大量资金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银行、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逃避央行的规定和监管，为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量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中央政府于1993年夏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朱镕基总理亲自任人民银行的行长。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纪律；使国有银行与其隶属的信托投资公司分离；所有专业银行必须立即取消计划外贷款；限制地区间贷款；派出工作组到各省检查执行情况等等。与此同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骤然下降到1:8.27，国际收支恶化。由于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超常增长，使得通货膨胀全面爆发。在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

    2.1992~1997年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

1988年的货币投放过度是上年年终各商业银行突击放贷的结果，而1992和1993年却是当时的房地产和股票投机热潮各商业银行大量拆借资金而出现信贷失控的结果。我们通过表3来分析：

1992~1997年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

在经济的收缩阶段，紧缩的货币政策反映到中间目标上就是压缩贷款规模和降低货币供应增长率。由于1992~1993年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严重的泡沫现象（例：海南发展银行被并购）和高通货膨胀率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央从1993年夏开始实施“软着陆”的攻关调控，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了13条压缩银行信贷规模的措施，使新增货币供应量M₀从1993年的1528.7亿减少到1994年的1423.9亿和1995年的596.8亿。由于这次调控吸取了以前货币紧缩过度造成经济过冷的教训，这个货币政策的实施中一直遵循着“适度从紧”的原则，最终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实际上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信贷状况的收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综合信贷的平衡；限制地区间的信贷大大降低了货币的流通速度；紧缩措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影响不大；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出现巨大差额，1993年夏沿海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为10%~16%，而市场利率却达到20%~35%。3

3. 1992~1997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货币供应量。

我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存在大量的违规现象，1993年7月虽着手整顿，但拆借的势头未减。1993年8月15日央行勒令所有专业银行检查自己向非金融机构的同业放款，以便收回非法贷款；将专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分离出来。1994年：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继续实行贷款规模限制；停止发放政府赤字融资信贷；中央银行采用掉期交易的来“对冲”由于外汇占款所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完善市场经济运作的货币政策工具。1995年：控制现金和信贷规模的增长；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实行保值储蓄；推广商业票据；禁止地方政府对银行施加政策性贷款压力。1996年：我国正式将货币供应量确定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央银行加大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就可间接控制狭义和广义货币数量；运用本外币进行对冲操作；改变行政干预方式，注重运用信贷规模管理最为达到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和地区发展目标的手段；在上海建立全国性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完善国债回购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进程。1997年货币政策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

四、小结

自1984年以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有成功之处，也有失灵之处。缘于我国金融市场得不发达、不完善，具体说来，1984~1997年间的货币政策选择贷款规模和以M₀为主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们不仅简单易测，而且具有较强的直接操控性。因为我国中央银行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时都并非有效，相反中央银行运用旧的信贷控制方法（主要是行政命令），却往往很有效，把直接操控性强的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一直是何等的脆弱。还必须要指出的事，由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分割以及银行的制度局限，致使1984~1997年间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在过度投放货币与过度紧缩货币供应之间大幅摇摆的特征，也由此导致了中国经济运行常陷入“一放就热”—“一热就收”—“一收就冷”的循环怪圈。

参考文献：

[1]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人民出版社

[2]钱小安，《中国货币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3]钱小安，《货币政策规则》，商务印书馆

[4]吴超林，《1984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5月，第11期

[5]李扬，《发展货币市场：转变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前提条件》，金融研究，1996年第一期

[6]中国人民银行万州中心支行课题组，《论我国中央银行在金融宏观调控及稳定中的主导核心作用》，金融研究，2004年第一期

[7]查理士.恩诺克，约翰.格林，《银行业的稳健与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

[8]格哈德.伊宁著，杨伟国译，裘元伦校，《货币政策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卡尔.E.瓦什，美，《货币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N.格里高利.曼昆，美，《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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